唐繁盛之时，是一个流光溢彩、绚丽多姿的世界。

杜牧感慨：“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杜甫称赞：“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卢照邻赞叹：“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这个多元开放的朝代，不仅有名垂千古的文人、雕梁画栋的高楼，还有盛极一时的文化、蓬勃发展的经济，引得万国来朝。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这幅熠熠生辉的盛唐画卷徐徐展开。

万国衣冠拜冕旒

唐长安城在当时是声名远播的国际化大都市，规模宏伟、规划科学，这从展厅中的示意图就可以看出。它从北至南整体分为三大部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场所，也是儒家中封建帝王“居北而立，面南而治”传统思想的表现。宫城有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大建筑群，其中大明宫最为辉煌壮丽，被誉为东方园林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丝绸之路”的东方圣殿。

大明宫的长宽比近似9:5，体现皇室“九五之尊”的地位；宫内含元殿、宣政殿及紫宸殿三座殿宇，纵向排列在大明宫的中轴线上，分别代表了“三朝制度”的外朝、中朝、内朝。含元殿是大明宫正殿，始建于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是唐朝皇帝听政及举行外朝大典活动的场所，前后共使用220余年。元旦、冬至时的大朝会以及册封、改元、阅兵、受贡等重要仪式亦多在此举行。大殿台基有3层，高15.6米，殿堂东西长约60米，南北宽约40米，面宽11间，进深4间，殿前有70米长的龙尾道，供皇帝及百官登殿。坡道东侧有翔鸾阁，西侧有栖凤阁，均以飞廊与正殿连接。

文人骚客对大明宫用尽了笔墨。“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贾至在诗中把大明宫的气派以及百官上早朝时隆重的场面写得活灵活现。王维则在和诗中进一步写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宫城的南边是中央政府衙署机构所在地的皇城。宫城和皇城之间有一条宽达440米的横街，形成一个大广场，寓意为宫廷凌驾于朝廷之上。外郭城是官吏和居民的居住区，呈中轴对称布局，11条南北向大街和14条东西向大街将外郭城划分成棋盘式的108个里坊。朱雀大街作为主干线将唐长安城分为东西两部分，道路网、坊市和城门等对称分布。这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言：“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朱雀大街还是“礼仪之轴”，承载了唐代盛大的礼仪活动，帝王到城南祭天会走这条街道，所以也被叫作天街，这便是唐代诗人韩愈的名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之中的天街了。

长安城的兴建和规模是新的统一王朝实力和气魄的显示。唐长安城面积达8410万平方米，是汉长安城的2.4倍，是公元446年修建的东罗马首都拜占庭的7倍，比公元800年所建的阿拉伯首都巴格达大6.2倍，明代西安城仅约占唐长安城的1/10，其设计规划和建设管理深刻影响着后世王朝的都城形制乃至日本等东亚国家的都城布局和建设。

葡萄美酒夜光杯

长安，这座辉煌的国际大都会，以其独特的魅力，汇聚了全球各地的商贩、学者及艺术家。这一多元文化的交融，极大地丰富了唐代的文化娱乐生活。

“葡萄美酒夜光杯”，盛唐诗人王翰激情四射的诗句，不只表现了边塞诗的壮烈和大唐豪迈的气势，也是长安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节点和丝绸之路起点的注解。沿着丝绸之路，商品交换、文化交流蓬勃发展。唐人将中原音乐与西域音乐融合，掀起了一股被称作胡汉新声的流行音乐浪潮，三彩载乐骆驼俑就是最好的例证。驼峰上架着平台，方寸之间托起一支微缩的八人乐团。驼背成为流动的舞台。7名乐手盘腿而坐，分别执笙、箫、排箫、拍板、琵琶、箜篌、笛七种乐器，全神贯注地演奏。乐队中间一位女子正站着歌唱，她袅袅的歌声似乎充满了整个现场。或许是音乐太过美妙，连骆驼都陶醉其中，仰头嘶鸣相和。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色釉中被加入含有铜、铁、钴等元素的金属氧化物，在烧制过程中随温度变化，形成多种釉色。因为大多包含三种左右醒目的纯色，所以叫三彩。1959年，三彩载乐骆驼俑出土于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是一件唐三彩陶俑的精品之作。它不仅是唐朝技术创新的见证者，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驼背上的演唱会，唱出了中西音乐的交融，也唱出了大唐盛世的包容与开放。

唐代的生活用具也受到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馆中展示的瑞兽葡萄纹镜，是唐人使用的一枚铜镜，呈圆形，直径29.6厘米，兽形镜钮，以高浮雕瑞兽纹和葡萄纹为主题纹饰，伴有禽鸟、花草等，极为精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葡萄种子被带回了长安。到了唐代，人们赋予葡萄吉祥的寓意，其长长的藤叶象征着长寿，茂密的果实寓意“多子多福”。唐高宗、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工匠们，还将瑞兽、葡萄两种元素与铜镜相融合，创造出了风靡一时的瑞兽葡萄纹镜。

马球运动在唐代可谓蔚然成风。绘制于章怀太子墓墓道西壁的《马球图》，原图全长8.9米，因画幅过于巨大，在揭取时被分割为5幅。画面当中有20余名骑马者，身着深浅两色不同的服装，戴幞头，穿黑靴，正在马球场上奋力驰骋、激烈竞争。他们有的双手握杆反身击球，有的扬起球杆准备击球，有的手握缰绳直奔马球，有的驰骋腾空，有的专注等待，比赛的紧张激烈感跃然纸上。

马球起源于古代波斯，后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才开始盛行。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举办宫廷联谊赛，邀请日本、高丽等国家前来参加比赛，以增进邻国间的友谊，促进外交。打马球不仅是宫廷活动，在民间也掀起了一股浪潮，甚至带来了一波“周边风尚”。商家们借机售卖做工精美的专用球杖、玉马鞍等装备，深受欢迎。

瑶溪碧岸生奇宝

文物，作为历史的忠实见证者，镌刻着岁月深处的宝贵信息，承载着过往时代的智慧与风貌。1970年发掘的何家村窖藏，有金银器、玉器、银饼和药材等千余件，数量大、等级高、种类多、保存完好，被称为“大唐遗宝”。这些宝贝不仅工艺精美，也进一步还原了盛唐的社会图景。

唐人对玛瑙以及玛瑙材质器皿甚是赞美和喜爱。唐代诗人钱起在《玛瑙杯歌》中称赞说：“瑶溪碧岸生奇宝，剖质披心出文藻。良工雕饰明且鲜，得成珍器人芳筵。含华炳丽金尊侧，翠斝琼觞忽无色。”在何家村遗宝中，就有一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其造型宛若伏卧的羚羊首，由整块缠丝玛瑙制成，两个修长的兽角向后一直延伸到杯口，兽眼圆睁，双耳向后竖起，唇边还有细微的毛孔胡须。使用时液体可以从大杯口处倒入，从底部兽嘴处流出，同时还设置了精巧的金帽作堵。

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来通”是希腊语的音译，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兽角形。当时的人们相信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宴饮方式的见证。

鹦鹉生动活泼、聪慧能言，深受唐人喜爱。白居易诗云：“若称白家鹦鹉鸟，笼中兼合解吟诗。”何家村遗宝中就有一件绘有鹦鹉的器物——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它造型饱满、装饰华丽，罐腹部装饰着以折枝花和鹦鹉、鸳鸯构成的四个圆形图案。其中，罐腹两个侧面以鸳鸯为中心、四周饰以折枝花，两个正面则以鹦鹉为中心、四周饰以折枝花。鹦鹉勾喙拾首、振翼翘尾，周围花枝叶阔花大、肥厚丰茂，精美的纹饰及其占据的显眼位置，使得鹦鹉纹成为此银罐当仁不让的主题纹样。银罐盖内墨书写着“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看来这件银罐是盛放炼丹药物的器具。

舞马在唐代是一种盛行的娱乐项目，高头大马会按着音乐的节奏起舞，口衔酒杯，半跪送至客人桌前，多时百匹马同时表演。唐玄宗时期的舞马阵容相当壮观，常备舞马多达400匹。唐代诗人张说在《杂曲歌辞·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描写道：“腕足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蹈千蹄。髤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这样欢乐的场面，也绘制在了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上。

银壶用模压的方法在壶腹两面各锤击出一匹舞马的图案。这两匹舞马身形强健，体态丰满，肌肉线条匀称流畅。马的鬃毛柔顺地披在前额和脖颈上，尾巴高高扬起，每一根毛发的纹理都清晰可见。马颈上系着一根挽成双花结的丝带，末端的流苏随风飘舞。舞马的姿态极具动感，前蹄撑地，后蹄弯曲，嘴里还衔着一只酒杯。矫健雄壮的马儿舞出了盛唐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盛唐的辉煌繁华虽已镌刻于历史的长卷之中，但它所孕育并传承的文化精髓，却如同血脉一般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骨髓里，成为民族精神的永恒烙印。那个时代不仅留下了璀璨夺目的诗篇歌赋、宏伟壮丽的建筑遗迹，更重要的是，它培育了一种开放包容、自信豪迈的文化气质，这种气质跨越千年，依旧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勇往直前，追求卓越。